2019年,安徽省委组织部将东至县列为党建引领信用村建设选点县。为切实做好选点建设工作,东至县以基层党建“书记项目”为抓手,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密切联系群众优势,将党建引领融入信用村建设的全过程各方面各环节,探索了一条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在基层落地实施的实践模式。
坚持党建引领,强化组织领导
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信用村高质量建设发展,把组织资源转化为工作资源,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强化组织引领。县委充分发挥把方向、管大局、作决策、保落实作用,将党建引领信用村建设工作作为基层党建“书记项目”精心打造,纳入基层党建述职评议考核和乡村振兴考核,加强系统设计、整体推进,以“书记交办书记”方式确保选点建设稳步推进。
加强组织统筹。建立党建引领信用村建设工作联席会议,明确由县委组织部牵头,把涉农党政部门、域内金融机构统筹起来,建立高效协调机制,实行项目化操作、清单化管理,形成工作合力。
发挥组织优势。调整优化党组织设置107个,成立村银联合党组织110个,把党员干部组织起来,培训各级党员干部2000余名。将5500个信用网格融入党的村级组织中,有效发挥6000余名网格员作用进行信用信息采集、服务需求收集、为民服务全程代理。
强化科技赋能,建设枢纽平台
注重金融科技赋能,高标准建设互联网架构的农村信用信息系统——“红色信e贷”平台。
聚合数据资源。建立大数据中心,破除部门数据壁垒和“信息烟囱”。目前已归集公安、林业、人社、医保等21个县直部门的66类党务政务信用类数据超过3000万条,采集农户信用数据13万余条,夯实农村信用信息基础。
创建金融超市。鼓励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满足农民和农村各类经营主体金融需求。建成“网上的金融超市”,上线县域内10家银行的80款金融产品,中国人民银行东至县支行配套“党建引领信用村信贷政策支持方案”专项再贷款、专项再贴现两项货币政策直达工具,最优惠利率低至2.35%,有效解决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问题。
优化服务功能。平台内置信用评价模型,对建档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行“精准画像”。配套开发线上金融服务APP终端,集成到“皖事通”池州分厅,金融机构可以在线查阅信用主体全方位信用扫描报告,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可以线上提出贷款申请、查看贷款进度等。截至目前,平台授信逾6.2亿元,累计用信13亿元。
聚力普惠金融,助推产业发展
坚持市场配置金融资源决定性作用,遵循乡村产业发展规律,打造产融互动场景,增强了金融机构的获客功能,将“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到乡村产业链上。
实施全周期管理。围绕“宣传发动—组织实施—数据收集—民主评议—结果运用—风险管控—组织保障”全周期环节,布局信贷资源,促进农业产业规模化、特色化、融合化。洋湖镇做精乡土特色产业,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130家,建成食用菌、瓜蒌、牡丹、黄精等四大支柱产业基地,该镇成为池州市唯一入选的国家农业产业强镇。加强政策支持。推进金融、产业发展等各类涉农政策资源优先供给,建立党建引领“整村授信”、平台数据征集更新和使用管理、金融服务乡村振兴20条等“1+10”政策制度体系。建立人才定向培养支持机制,培养致富带富能力强的“头雁”170人,举办特色种养业实用技术培训15期,培训电商人才760人、高素质农民480人。
做实产业服务。创新推出产业服务团和金融服务团“双服务团”模式,首推金融服务站点标准化建设,建设乡镇标准化站点117个。选派41名“红色信贷员”、100名金融村官,深入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开展“背包服务”。东流镇新希望农场足不出户“一键即贷”50万元,新建钢架大棚100余亩,发展新型观光农业。
注重风险防范,优化发展生态
统筹发展与安全,营造高等级信用生态环境,促进信用循环链条畅通。筑牢风险堤坝。政府财政专项安排500万元风险补偿资金,探索建立“担保机构+金融机构+政府”三方风险共担机制,从源头上对冲自然风险、弱化金融风险。
建设示范基地。实施金融智库靶向献计献策、乡村产业精准引资引智“双献双引”行动,同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共同发起建立长三角首个乡村振兴实验基地,先行先试,加快融入长三角一体化,该项工作成功入选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建共育共享党建资源清单。
促进乡村治理。由村党组织创设乡风议事厅14个,以弘扬诚信文化为主要内容,精心组织乡风文明评议工作,让农民成为乡风文明评议主角,将评级结果纳入信用评价指标体系。加强信用评价结果综合化运用,通过传导和运用乡风文明评议结果,实现正向激励效果,形成动态交互、相互内嵌的乡风文明“图谱”。目前,7个信用村入选安徽省乡村治理试点示范三级创建名单,1个信用村入选全国文明村镇名单。
引导信用建设。将信用结果与乡村振兴金融资源、基层社会治理资源、乡村产业发展资源、基层党建资源等结合,制定信用户优惠政策“大礼包”,出台就医、就业、农业保险、小额贷款、入军、入党、入团等50条政策措施,将信用结果谋在关键处、用在关键点,用“信用之治”提升乡村治理水平。